那时我们的班主 任张子元老师，刚从农村调上来。她对我俩特别好，因为担心我们不能适应新环境，就经常找我们谈话，帮我们补课。我们进步也很快，期中考试两人都取得了好成绩，同学们都对我们刮目相看。这时班里有位杨姓同学就看我们不顺眼了。这人人高马大、膀大腰粗，自称“杨司令”，经常在班里称王称霸。有一次他带着一郁姓同学走到我们桌前，挑衅地对我们说，要跟我们对挑。看着他们轻蔑的眼神，我们俩不由得血往脑门上涌，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对挑就对挑。

我们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游戏是“斗鸡”。在教室前的空地上，游戏双方将一条腿横着曲起，用双手盘在另一条腿的膝盖处，靠那另一条腿支撑，一蹦一蹦地前进。双方用膝盖对准对方的曲起的那条腿，采取点、磕、捣、撞、压、挑等方式，迫使对方两脚着地，先着地者为输。大概形似金鸡独立所以叫“斗鸡”吧。如果同学有矛盾也往往通过“斗鸡”来解决。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四人约好在教室前“斗鸡”。旁边的同学刚说声开始，杨“司令”就勇猛地冲了上来，高高地举起膝盖向我砸来。身高体壮者都喜欢高高地跳起，用整个大腿压住对方，我们叫“跨机”。我一看不好赶忙闪避，杨“司令”一击不中又是一个“跨机”，我急忙转身后退，只听得“轰”的一声，杨“司令”粗壮的大腿砸在了我背上，我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回头一看小强也被郁姓同学砸了个嘴啃泥。第一局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输了。

面对强大的对手，看来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我向小强使了使眼神，小强意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第二局开始了，杨“司令”得意洋洋，早早就高举起膝盖，夸张地迎将上来。我佯装进攻，冲到他跟前突然闪身，让他扑了个空。然后转身就跑。杨“司令”哇哇叫着冲了上来，我绕着院子中间的石榴树转圈，杨“司令”身子大，转身不便，跟在后面直喘粗气。我一看时机已到，慢慢地向小强靠拢。这时杨“司令”已经急不可耐，对着我的脸，高举膝盖，使尽地跳起向我砸来。说时迟那时快，刚好候在背后的小强跳上一步，用膝盖轻轻地在他的屁股上一挑。“啪”的一声杨“司令”四脚朝天地摔在了地上。强敌已去，我们士气大振，两人联手一下就拱倒那郁姓同学，一比一，战成了平手！

杨“司令”很不服气，又向我们挑战，该不该“文斗”？“文斗”就是双方“金鸡独立”，哪方坚持不住哪方认输。我们刚胜了一局，自然不甘示弱。于是裁判一声令下，我们四人抬起左脚，一动不动直直地挺立着。没多久右脚就开始酸麻了，随之身体也开始晃动，看看小强他们也在咬牙坚持。一分钟、两分钟……时间过得真慢！杨“司令”脸憋得通红，摇摇晃晃地在坚持。我感到背上凉涔涔的，汗把衣服也湿透了。渐渐地天暗了下来，校园里安静极了，只听到我们越来越重的喘气声。我们的脚也麻木了，但是谁都不愿认输，就这样僵持着。天完全暗下来了，我开始有点后悔——回家大人还不知怎样骂呢！但是让我认输绝对不干！大概杨“司令”他们也这么想吧！这时做裁判的同学受不了了，他一会跑我们这边谈判，一会跑到杨“司令”那边谈判。最后大家说好数一二三一起放下，这一局算和了。刚数完三“啪嗒”一声四人都摔倒了。后来我们算了一下，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比解放军站军姿时间还长呢！

不打不相识，这一仗以后我们四人都成了好朋友。我们两个插班生也真正溶入到四（5）班这个集体中。

（儿子要写小伙伴的文章让我示范一下，见笑见笑）

疑点一、历史上有公车上书这个事件吗？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期间，正逢各地举人到北京会试，于是康有为组织一千多举人向皇帝上书，要求拒敌、迁都、变法。这就是“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运动从思想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康有为一举成为变法运动的领袖。但是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棋局》一书里认为，“公车上书”是莫须有的。因为至今历史学家还没发现这一事件的翔实史料，不知道当时康有为他们在哪里聚会，交哪里上奏。只有康有为在自说其话。姜鸣认为，“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姜鸣的结论是：这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

疑点二、康有为是百日维新的实际领导人吗？

1898年6月11日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变法失败。这就是百日维新。康有为说光绪赋予他“专折奏事”权，从而对光绪施加政治影响、让皇上“言听计从”。然而这个说法疑云重重：史料表明，终其一生，光绪皇帝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个六品官员凭什么对皇帝有这样的影响力？再说如果他真的拥有“专折奏事”权，为什么皇帝召见之后，他的大多数奏折还要通过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高官代递呢？ 后来他又改口说，“所以能左右皇上，主要是靠密奏。”问题是，如果康有为的密奏是通过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偷偷带入宫中的，那么，军机四章京是9月5日任命的，每天两人一班，分班到军机处入值，从任命到戊戌事变，满打满算也只有16天，而且，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光绪皇帝，有的甚至一次都未见到过，能带多少条“密奏”？很显然，康有为“密奏左右皇上”之说也经不起推敲的。近年来，康有为的戊戌条陈原件和编纂上呈光绪书籍真本陆续发现，证明康有为的奏折当时大多数没有送达朝廷，即使上奏的，邝兆江认为，康有为 “只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余皆落空”。既然其奏折没有被采纳，那么其领袖地位又从何谈起呢？
疑点三、衣带诏是给谁的？

百日维新激化了帝党与后党的矛盾，光绪与慈禧势如水火。9月14日光绪让人带出衣带诏，要维新派设法相救。康有为说这衣带诏是写给他的，由他带出来的。衣带诏上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康有为说这“尔”就指的是他自己。后来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拿出了衣带诏，证明衣带诏是光绪写给杨锐的，也是由杨锐带出的。原来杨庆昶利用扶柩到四川的机会，把衣带诏缝在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了老家。而康有为认为衣带诏上提到的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以“衣带诏”之名欺世盗名，大肆敛财。

为什么康有为拙劣的骗术会屡屡奏效，甚至到今天正史上仍然把他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看待呢？我觉得原因有三：

其一、康有为在变法运动早期的确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他在建学堂、办报纸、编书籍、开学会等方面，为宣传变法思想所做出的“开山之功”。正如1898年9月23日，戊戌变法夭折后的第二天，张元济致信汪康年所评价的那样，“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李鸿章则从反面做了诠释。同年9 月24日，他出面宴请在京访问的伊藤博文，酒过三巡，宾主很自然地聊起了康梁。李鸿章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后来，梁启超也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做出论定：“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康有为为戊戌变法的宣传所做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其二、康有为本人的吹嘘、大肆炒做。戊戌事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长达16年的反复“炒作”，使康有为由当年的“新闻人物”变成了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1911年，康有为根据已披露的戊戌变法史料，采取“因果置换法”，重新加工、整理并出版了《戊戌奏稿》，将光绪皇帝推行的众多新政“安插”进自己的奏稿里，从而把自己美化成为“新政来源”，《戊戌奏稿》进而成为学者们研究戊戌变法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汤志钧等人误入他设下的圈套，将《戊戌奏稿》中的康氏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一一列表排比，从而“坐实”了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说。

其三、许多政客及康门弟子别有用心的利用康有为为己牟利。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沦落为守旧的保皇派，企图复辟帝制。许多清朝的遗老遗少围在康有为，甚至袁世凯、张勋也想借重康有为的名声，他们不断为康有为制造各种神话。至于康门弟子其意图则更是昭然若揭了。

戊戌变法距今不过一百多年，但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谁这样重要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可见制定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有多难，而我们读史更要谨慎啊！

首先韦小宝傍上了权贵，抱上了大腿。韦小宝至所以呼风唤雨，黑白两道通吃，是因为偶然机会靠上了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又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帮主陈近南、天下第一高手九难的徒弟，有这样的背景自然“朝中有人好作官”了。有靠山当然重要，但是伏侍好主子却是一门学问，韦小宝出身于妓院，成长于皇宫，经过这两个最肮脏、最虚伪的地方浸染，韦小宝的厚黑术自然炉火纯青，首先要对主子表现忠诚，主子碰到危险，要装出挺身而出的样子，主子有什么为难的事、说不出口的事，要察言观色，悄悄地妥妥当当为主子做好。康熙帝为什么容忍韦小宝胡作非为，就认为韦小宝忠心。当权者知道权力周围有小人，好笑的是他们重用的往往都是韦小宝似的小人，因为他们看来最忠心。伏侍好主子还要会玩，会投其所好。韦小宝是此道中高手，他结识康熙就是从打架开始的，他陪公主玩、陪大臣玩，花样百出，玩得大家兴高采烈，玩出感情，玩出友谊，玩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当然，伏侍好主子溜须拍马是不可少的，他自己总结：听人奉承，毕竟开心。但是怎样拍马拍得主子舒服却大有讲究，最重要的是能说到主子的心坎上，譬如对康熙就要说怎样杀吴三桂、怎样平台湾。跟陈近南就要说怎样反清复明诸如此类。不管自己心里怎么想，哄得主子欢心就好。当今也有人为主子送钱的、为主子送女人的，甚至有为主子杀人的，韦小宝的精神绵绵不绝啊。

心口不一、表里不一、瞒上不瞒下是韦小宝常用的手法。首先看他如何对师傅的：陈近南对这个小徒弟不放心，怕反清复明的大业伤在他手里，于是让他发下重誓，说：“你如言不由衷，做了对不起大伙的事，我第一个就饶不得你。”韦小宝道：“师父你放一百二十个心。”但心里想：放一百一十九个心罢！我自己就有点不大放心。陈近南是韦小宝最尊重的人，他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可想而知。譬如和吴六奇在柳江结拜为兄弟，大家发誓如有违义气，就堕江而死。韦小宝一边发誓一边心里想，以后不到柳江来，就不怕淹死了。至于对待敌人，韦小宝那更是诡计多端，花样百出，其手段之毒辣令人瞠目结舌，不寒而栗。如为了救吴六奇，替双儿报仇，韦小宝偷换信书，把吴之荣折腾得死去活来，其瞒天过海的本领令人叹为观止。今日许多官人台上豪言壮语，台下胡言乱语，其瞒上欺下的手法比起韦小宝，那也毫不逊色。

韦小宝还善于用大帽子压服不顺眼的下属。在云南为了见到行刺吴三桂的阿珂，韦小宝赶到吴三桂的王府去，路上却被夏总兵拦住，韦小宝马上脸色一沉，道：“王爷遇刺，伤势很重，倘若有甚么三长两短，两短三长，那可谁也脱不了干系。本人回到北京，皇上自然要仔仔细细的问上一番，刺客是甚么人？何人指使？我如不亲眼瞧个清清楚楚，皇上问起来，又怎么往上回？难道你叫我胡说一通吗？这欺君之罪，我自然担当不起。夏总兵，嘿嘿，只怕你也担当不起哪！”又如韦小宝看到施琅居功自傲后，先以其战船留有台湾标记为由，后又在施琅的郑成功祭文中挑刺，把施琅与伍子胥的诅咒亡国相比，并以不懂“鸟尽弓藏”的意思相问，把个施琅整治得服服贴贴。用大帽子压人往往能一下子击中官员的软肋，一击奏效。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上升到政治、国法，大概就看到了这些效用吧。

• 例一、（隐四年三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定。
• 例二、（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 例四、（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 例五、（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 例八、（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 例九、（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 例十、（隐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 例十一、（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春秋》书弑君三十六次，中间有很大差别，都寓有作者褒贬的判断：

• 1、 例一、例二、例三、例八、例九都明言弑君之人，说明弑者有罪，但例二、例八、例九注明是世子、公子，那么弑者既是弑君又是弑父。
• 2、 例四、例五、例六都是称“国” 弑君，说明那被弑之君有罪，例四、例五还称“国人”意味着部分人认为国君该杀，而例六仅言国名，那就认为国人皆曰可杀。值得一提的是例六，弑君者是太子仆，照说既是弑君又是弑父，但罪在死者，故隐去弑君者名。
• 3、 例七说赵盾弑其君，但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07年，晋灵公荒淫无道，赵盾多次直谏。灵公几次欲杀赵盾，赵盾逃出晋都。乙丑日，族人赵穿杀灵公于桃园。赵盾回到都城，迎立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明是“赵穿轼其君”，为什么是“赵盾轼其君”呢？孔子认为赵盾执掌国政而没讨贼，就让他背了弑君的罪名。

孔子以这种正名主义，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不仅使“乱臣贼子”惧，并且教人知道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这是何等的大义凛然！与后世的腐儒愚忠愚孝，其境界又不知高出千万倍！ 可惜，孔子又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使他的评判标准总是相互矛盾。譬如例十只言鲁隐公“薨” 。《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谗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说的是，隐公、桓公都是惠公的儿子，隐公是长子，而太子却是桓公。惠公去世时，太子年幼，而鲁国与当时的强国齐、宋、郑等关系紧张，特别是与宋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由隐公继位，以俟桓公长大后再让位给他。十一年后，便出现了上面一幕：公子翚（羽父）先挑唆隐公杀弟弟，遭到拒绝；又反过来与桓公勾结，谋杀了隐公。 这个事件依周礼，当书“公子翚弑其君×”，而《春秋》却书作“公薨”，似为正常死亡。又如例十一，鲁桓公在齐国被齐襄公派刺客杀害，因为他有一些宫帏丑事，不好明白地说，孔子在《春秋》里就含含糊糊，说“公薨于齐”四个字轻轻带过。最为典型的是：“（二十有八年春）天王狩于河阳。”公元前632年10月。当时，春秋霸主之一的晋文公为了联合其他国家讨伐许、卫，召集了一次盟会，并强使周襄王参加，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明是周襄王被挟制却说成“狩猎”。 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春秋》并不是标准的历史书，但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决定了该书成为历史学的圭皋。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通鉴纲目》，无不受到春秋的影响。历史的宗旨本应是“说真话，记史实”，而《春秋》却以个人标准的评判历史，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增删史实。胡适先生说，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而没有客观的历史，都是由于《春秋》的余毒。我觉得大有道理。

刚过五点，天已开始发暗，整个街道都是灰蒙蒙的。我瑟瑟的跺着脚，抱怨着鬼天气。

时间过得特别慢，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车还是没有来，车误点了吗？我不停地看手机，又过了几分钟，还是看不到车的影子。我忽然想到是不是冬天到了，公交车提前下班了？又等了几分钟，车仍然没来，想想等了这么长时间,放弃了就太冤了，但是万一真的没车那不是太傻了？犹豫了一下，我打定主意，五点半一到就不等了，打的回家。

五点半到了，车还是没来。我一看不能等了，抬腿就走。因为单位比较偏僻，只有走一里多路到兴宁路才有出租车。我急急忙忙往前赶，肚子也饿了，衣服也湿了。才走出一百多米，突然后面传来了汽车声，我回头一看，是103公交车！我一边往回跑，一边挥手。但是驾驶员看也不看一眼，“呼”的一声开了过去。公交车不能随地停车接客，这该死的规定！我一边咒骂着一边往前赶。

这时天完全暗下来了，突然眼前一闪，街两旁的路灯亮了。淡黄色的灯光柔柔的，细细的雨丝轻轻地飘着，远处那棵千年的银杏树、近旁的那些明清故居，都显得朦朦胧胧的。真安谧啊！我喟然叹道。平时忙于各种琐事，有多长时间没有在雨中这样静静地走过了？就当散步吧！这样一想心情可好多了。
转眼走出小街，到了兴宁路。满大街都是车，原来下班时间堵车了。我一看叫出租车没希望了，只好往前走。穿过斑马线，越过几辆汽车，到了县前街，我眼前一亮，那辆103公交车居然停在站台上！我几步就跨上了车。上去一问，原来那车在兴宁路也被堵住了，刚开到这里。我散了会步竟然没拉下，真是个小小的奇迹！

其实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当你刻意去追求的时候，反而不容易实现。不经意间，机遇就会出现在墙角边。人忙忙碌碌地赶路，什么都不顾，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一生不是白活了?与其如此还不如歇歇脚，看看周边的风景？

记得读中学时，班主任也让我们写日记，说这是提高语文成绩的最好方法。我从初一开始写了好几年，直到高三参加高考，学校抓教育抓得天昏地暗才耽搁了。集在一起也有十多本，一大摞了。以后上大学、参加工作，几度重新写日记，但终因缺乏恒心而放弃了。近来翻开少年时代的日记，多是一些豪言壮语的口号，或是流水帐似的记录，少有真情实感的流露，大概那时受《雷锋日记》的影响吧。不过，翻阅这些日记青春岁月的点点滴滴都浮现在眼前。想起来这段时间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年华，看这些日记我总是特别激动，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些日记，敝帚自珍吧！任彦芳先生说：日记……是人生最好的伴侣，是最真诚的朋友……你的肉体可在世界上消失，你的日记却永远保存了你的生命和灵魂。余心有戚戚焉！

现在有了电脑，记事更加方便。如果能够坚持在博客上写日记，那就阿弥驮佛了！

契诃夫曾对蒲宁说：莫泊桑凭他的那份伟大，把写作水准提得那么高，弄得人很难下笔；可是我们仍旧得写，特别是我们俄罗斯人；在写作方面，人得有勇气才成。狗有大小，可是小狗不应当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灰意懒。大狗和小狗都得叫——用上帝赐给他们的声音叫。想想契诃夫、蒲宁也只算小狗，那我可不该叫了。以前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把名句名篇编成袖珍本，让我们放在衣袋里便于诵读，那么就让我作个衣袋吧！

酒席上每个菜端上来，如果席上的最尊者不动筷，那么任何人都不敢下箸。相应的，谁先祝酒，谁先敬酒，都按序而动。对于中国人来说，吃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大家庭中体认自己的等级顺序和尊卑资历的受教化过程。尊者放下了筷子，大家只好一起撒手，所以，往往许多人回家还要重新吃过。

会议中，长官发言定了调子，其他人依序附会，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会席上观点大同小异，都是耳熟能详的主流看法。偶有人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就会被人讥为政治上不成熟，或者被视为找碴，从此被打入另类，永不重用。

年轻人应该思想最开放，但只停留在发型、服装、唱歌等方面，博客网站洋洋千言表述自己，一旦触及社会科学、哲学与文化层面，几乎都弃甲曳兵。他们努力认同主流，害怕脱序，由他人代替思考，然后全情装饰自己。

中国作家张远山在其杰作《寓言密码》中这样评价意怠：“意怠者，没有任何向心力之谓也。因为其意已怠，其心已死。……即便活着，也与行尸走肉无异。”说的是一个人丧失了独立个体的思考能力，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的确可悲！作为一个民族，有这样的群体意识，更是民族之大不幸！
意怠意识是中国几千年是封建专制的制度产物，是个人意志遭权威驯服的结果。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到明清文字狱，八股取士，千万子民匍匐在龙椅下，不该思考也不能思考。“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成为最好的处世哲学。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然而意怠鸟仍在人们心中飞翔。这既有文化传承的关系，更是社会环境使然。小的时候，大人棍棒教育，孩子稍有出格，作家长的非打即骂。进了学校，接受的是填鸭式教育，教科书上的话就是绝对真理。有一个批改过高考试卷的朋友说，高考的评分标准那是说一不二，答卷稍有不同，分数就大扣特扣。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会有独立意识？进入社会，到处是长官意志，民间顺口溜：“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三把手都没有话语权，更遑论普通百姓了！

成熟的公民意识需要一个开放、开明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制度上的建设，只有当民主法制全面贯彻落实，民主意识深入人心，中国人心头的意怠鸟才会飞走。
明朝陈懋仁认为：“意怠，玄鸟也。”说意怠鸟就是燕子，作为个人做个燕子也无妨，作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应该是大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翱翔于蓝天，傲视于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