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读史

舒亶是个才子，少年得名，为文不立稿，倚马而能千言。他少年得志，宋治平二年，他获得礼部考试第一名，高中状元，蟾宫折桂，骑马京城，春风得意，那年他二十四岁。他的诗文 “重帘小阁香云暖。黛拂梳妆浅。玉箫一曲杜韦娘。谁是苏州刺史、断人肠。醉归旋拨红炉火。却倚屏山坐。银缸明灭月横斜。还是画楼角送、小梅花。”写得精致婉约，尽得后唐神韵。
他体格魁梧强健，性格刚毅，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登治平二年，他任台州临海县尉。有部下逐其叔之妻，被告至他前，他命执之，不服。他一怒之下砍下部属的脑袋，投檄而去，留诗云：“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材。””他曾作为宋使，单枪匹马进入西夏。面对杀气腾腾的敌人，他镇静自若，慷慨陈词，最终圆满完成出使的任务。
他为官清廉，不徇私情。他在担任御史的时候，当朝宰辅、直接提拔他的恩人张商英曾给他写信，并将女婿的文章给他看，希望在科举时能得到他的帮助。他认为这有违宋制，毅然上告朝廷，使张商英受到惩罚。为了保持监察的独立性，他宁可背上忘恩负义的罪名。他为官一生，却两袖清风，罢官后，他竟靠教几个童子为生。
然而，他的名字却进入宋史的奸臣传。他因为小过错被免职，却迎来满朝的欢呼声。甚至过了一千年，他的同乡余秋雨仍骂他是“小人”，骂他令人“恶心”。
他就是舒亶，历史上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而使他获得千古罪名的，是他卷入了“乌台诗案”，两宋最大的文字狱。该案的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苏东坡，一代旷世奇才。
舒亶因其才学人品而被宰相王安石赏识，神宗年间屡次升迁，由秦凤路提刑而为提举两浙常平，再任监察御史里行。成为当时地位显赫的“王党三十人”之一。
其时，北宋王朝外有契丹﹑西夏等族侵扰，内有冗官﹑冗兵﹑冗费之弊，民疲国弱，社会矛盾激化。王安石决心通过雷厉风行的改革，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由于变法操之过急，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首领就是司马光。在北宋朝廷里出现了新旧两派。舒亶旗帜鲜明地站在新党一边，成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作为御史，他的职责就是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势力。当时有一名叫郑侠的官员极力反对新法，舒亶就依法严厉处置了他。
苏轼一直反对变法，王安石任宰相后，他出任了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地方官。在任期间他看到了新法实施后出现的种种弊端，就将感叹写入诗中。由于苏轼在朝野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因而新党对苏轼的讥刺诗文非常不满。元丰二年春，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例上了《湖州谢上表》。表上有些言辞引起新党的强烈不满。六月二十七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上章弹劾，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七月二日，监察御史舒亶和国子监李宜之同时上书弹劾苏轼。舒亶在面见宋神宗时，还上了一道劄子，把苏轼的诗句与王安石新法的条例一一对照，指出其讥讽新法之意，并随劄子进呈了四册苏轼的文集，请神宗皇帝裁夺。劄子云：“陛下发青苗钱以扶植贫民，苏轼讥之‘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为申严法律而考试郡吏，苏轼讥之‘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苏轼讥之‘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申明盐禁，苏轼讥之‘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随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诽谤为主。”舒亶因此认为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其罪严重，“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以“大不恭”论处。　神宗一连数天接到状纸，已觉得“舆论沸腾”，于是传下圣旨：“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苏轼随即被逮捕，受尽了磨难，最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因为该案为御史主使，御史古称“乌台”，所以这一案件史称“乌台诗案”。 舒亶由此得罪了天下文人，引起了公愤。宋神宗为了平衡新旧两党的力量，于元丰六年，以舒亶与尚书省矛盾为借口，发话：“身为执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舒亶就这样被罢免了。朝廷内外一片欢呼。当时对此事的记载是“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终神宗一朝舒亶再也没有被起用，他迁居鄞县月湖畔，名其居曰“懒堂”，以教书为生。
舒亶说到底是个文人，他执拗倔强，爱认死理。他是个改革派，就以维护新政为天职，冷酷无情地对待守旧派。他做事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从不知道圆通，而这种书生意气恰是搞政治的大忌，舒亶最后的下台是和他的性格缺陷分不开的。
“乌台诗案”表面看是舒亶造成的，本质上却是专制主义酿成的。作为御史，舒亶的任务就是监察百官，余秋雨说他是“检举揭发专业户”，他的工作就是做皇帝的鹰犬。在皇帝支持改革的情况下，他成为了急先锋，当皇帝要搞平衡的时候，他就成了牺牲品。在极端专制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失去了思想的独立性。这必然导致知识分子要么成为当权者的帮凶，要么被消灭。苏轼、舒亶就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结局的写照。私下里，我认为赵宋王朝还算不错，至少他还有一个不杀士人的规定，换做明清两朝，这个苏大胡子不知会被砍掉多少次脑袋。
舒亶在史书上的骂名，我觉得主要是《宋史》造成的，《宋史》为元脱欢主编，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特别是有关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此书是邵伯温所作，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历史不可不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