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
《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新）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 春秋时期，各国均有史官，他们负责记录君主言行起居、国家重大事件，然后整理成册，这就是编年史，孔子不是史官，也无需编史。其实孔子并不把《春秋》看作历史书，而是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布道书。所以《春秋》精要在于“笔”“削”，笔己所要笔者，削己所欲削者，褒贬善恶。 孔子一生以“正名”，“复礼”为己任，从公元前四九七年去鲁至公元前四八四年归国，孔子携其弟子在外奔波十三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当时的世界正醉心于疯狂的权力斗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位“不识时务”的老人的理想和志向。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发愤工作，为儒学运动撰写了一篇纲领性文件，这就是儒家之“经王”——《春秋》。 那么孔子是怎么“笔”“削”《春秋》呢？我们看下面事例：
- 例一、（隐四年三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定。
- 例二、（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 例四、（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 例五、（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 例八、（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 例九、（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 例十、（隐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 例十一、（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春秋》书弑君三十六次，中间有很大差别，都寓有作者褒贬的判断：
- 1、 例一、例二、例三、例八、例九都明言弑君之人，说明弑者有罪，但例二、例八、例九注明是世子、公子，那么弑者既是弑君又是弑父。
- 2、 例四、例五、例六都是称“国” 弑君，说明那被弑之君有罪，例四、例五还称“国人”意味着部分人认为国君该杀，而例六仅言国名，那就认为国人皆曰可杀。值得一提的是例六，弑君者是太子仆，照说既是弑君又是弑父，但罪在死者，故隐去弑君者名。
- 3、 例七说赵盾弑其君，但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07年，晋灵公荒淫无道，赵盾多次直谏。灵公几次欲杀赵盾，赵盾逃出晋都。乙丑日，族人赵穿杀灵公于桃园。赵盾回到都城，迎立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明是“赵穿轼其君”，为什么是“赵盾轼其君”呢？孔子认为赵盾执掌国政而没讨贼，就让他背了弑君的罪名。
孔子以这种正名主义，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不仅使“乱臣贼子”惧，并且教人知道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这是何等的大义凛然！与后世的腐儒愚忠愚孝，其境界又不知高出千万倍！ 可惜，孔子又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使他的评判标准总是相互矛盾。譬如例十只言鲁隐公“薨” 。《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谗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说的是，隐公、桓公都是惠公的儿子，隐公是长子，而太子却是桓公。惠公去世时，太子年幼，而鲁国与当时的强国齐、宋、郑等关系紧张，特别是与宋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由隐公继位，以俟桓公长大后再让位给他。十一年后，便出现了上面一幕：公子翚（羽父）先挑唆隐公杀弟弟，遭到拒绝；又反过来与桓公勾结，谋杀了隐公。 这个事件依周礼，当书“公子翚弑其君×”，而《春秋》却书作“公薨”，似为正常死亡。又如例十一，鲁桓公在齐国被齐襄公派刺客杀害，因为他有一些宫帏丑事，不好明白地说，孔子在《春秋》里就含含糊糊，说“公薨于齐”四个字轻轻带过。最为典型的是：“（二十有八年春）天王狩于河阳。”公元前632年10月。当时，春秋霸主之一的晋文公为了联合其他国家讨伐许、卫，召集了一次盟会，并强使周襄王参加，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明是周襄王被挟制却说成“狩猎”。 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春秋》并不是标准的历史书，但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决定了该书成为历史学的圭皋。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通鉴纲目》，无不受到春秋的影响。历史的宗旨本应是“说真话，记史实”，而《春秋》却以个人标准的评判历史，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增删史实。胡适先生说，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而没有客观的历史，都是由于《春秋》的余毒。我觉得大有道理。